“前无人机”时代他们探到飞机外面顶着风拍上海

　　采访王小龙时，身边的人一直称他为“老法师”。他拍过许许多多的纪录片，关于上海，关于上海人。

　　他和他的同事经常把镜头对准上海。不论拍什么，都是一样的话：“光拍高楼大厦，那是炫富，土豪。上海?上海都在两层楼以下。”这句话后来写进了他自己的书籍里，也被同行多次引用。

　　然而也曾经有一年时间，王小龙是在空中俯瞰上海，俯瞰这座城市的。那时候，无人机还没有进入家庭，一段航拍的视频拍摄起来难度之大、成本之高，是难以想象的。可是也因此，他从空中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陆家嘴的日出、外滩的雨景、新天地的小情侣，都一一摄入他们的航拍镜头里。

　　人物小传

　　王小龙新闻高级编辑，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导演，《一个叫做家的地方》《莎士比亚长什么样》等纪录片导演，2000年以来上海题材的一系列纪录片作品的策划者和制片人，曾先后出任上海纪实频道、艺术人文频道的首席导演。

　　探到飞机外面顶着风拍

　　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纪录片叫《俯瞰德国》，用的全部是航拍镜头，比吕克·贝松监制的《家园》早多了，那部片子深深震撼了我。如今说起航拍已经不稀奇，但在这两部片子之前，很少有人完全用航拍镜头做成一部片子。

　　2009年左右，我需要拍一部关于上海的另类形象片，于是我找来老朋友陆宇清，告诉他想做一部上海的片子，打算完全采用航拍，一共半小时。找小陆是因为我毫无空中实拍经验，而他的航拍经历和经验在上海数一数二。他一听，就说：“你疯啦，世界上哪有这种片子，完全航拍怎么会好看，还要观众看半小时?”我说：“这个你别管，我们试试看。”

　　其实原因很简单，从地面上看城市的高楼大厦，人们已经看厌了，怎么拍，都像是在炫耀庸俗的成功学，这不是我做片子的目的。我希望拍的片子，能让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喜欢它。而航拍，可以超出人的日常视线。即使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的人，都没有机会在空中观察自己生活和生长的城市。我想，航拍上海，上海人看着也会觉得新鲜。

　　当时，航拍的关键取决于三个因素：高度、速度、稳定性。前两个不成问题，最后一个稳定性，难住了我们。保持飞行时画面的稳定性，国际通行的技术手段是在飞机下面安装一个陀螺。这种陀螺我们租得起。别说陀螺，就是吕克·贝松做《家园》的全套设备我都打听过，用5天，3万欧元，其实也租得起。但问题不在于机器，而在于国外的机器不能随便进入国内。尤其是拍《家园》用的摄影机，原本是空军用于地面精确打击的，虽然早已经转为民用，但是按照规则不行就是不行。

　　我意识到，航拍的技术难度需要我们自己去解决。

　　最初，我的想法是找一架好点的飞机，自己装陀螺。这需要在飞机肚子上打三个洞。其实打洞没什么，小飞机与小轿车一样，打三个洞再补上就行了。可是国内就很难找出一架飞机，肯让我们打三个洞。几经周折，这个想法只能放弃。

　　后来，我们采用的办法是用国内最好的直升机，找制作公司做了一个架子，直升机两边舱门打开后，架子横贯两边，有平衡的作用，然后在一个架子上安装了三台高清摄像机。其中一台垂直往下，这样拍起来，镜头就像好莱坞大片，从屋顶往下垂直移动，特别好看。第二台45度向前。第三台手工操作，需要人探到飞机外面去顶着风拍，这是相当土的拍摄办法。

　　空中的风相当大，摄影师陆宇清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拍摄。尤其到了冬天，12月飞上去拍时，高空的风呼呼地吹，拍完后，我把他从外高桥基地抬下来，缓了一会儿，接着请他喝咖啡，他喝咖啡时整个人还是冻僵发抖的状态，那叫一个苦呀。

　　航拍的成功一半是飞出来的

　　在高空拍摄，有很多注意事项。比如说尽量别换带子。如果换带子，风一吹，带子就吹掉了。

　　还比如，每次起飞，都需要计算好路径。我们从外高桥机场起飞，如果拍青浦，需要绕过上海两个民航机场的禁飞区，这样一绕，半箱油就没了，实际上只能拍10分钟就结束。

　　我不得不钦佩来自东海救助飞行队的飞行员，他本事很大，让他驾驶飞机，在楼宇的腰眼间穿梭都不成问题。电影《碟中谍4》陆家嘴的一段飞行画面就是他执飞的。导演想出来的场景，对飞行员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只可惜，规定不允许他这样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间乱飞。我们只有一个镜头，是在陆家嘴大楼的“腰”中间飞过拍的，很好看。

　　对我来说，最麻烦的还不是航拍，而是每次航拍前，需要与涉及空中管制的多家单位打交道。飞一次，要提前30天预约。30天以后天气好不好，能不能飞，只能看运气。每飞一次的许可证上，至少要敲6个章。起初大家都觉得很麻烦，领导看到我来就头疼。但好在小陆飞了几次以后，相关单位信任了，他们知道我们不会乱来，之后再打交道就好了很多。

　　我们沿着延安路高架、南北高架、苏州河、黄浦江上飞。我意识到，航拍的成功一半是飞出来的，而不只是拍出来的，需要看飞行员对航拍的理解。于是每一次拍完，我们都与飞行员一起看带子，比如看到一个场景，就告诉他下次飞到这里，不要水平飞，飞得倾斜一点才好看。后来形成了习惯，起飞前，早上5点开飞行前的例会，飞行员就会问我：“说说，这次你想怎样飞。”我们和他一起讨论。这也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

　　我们前后总共花一年时间，经历了上海的四季轮回。一个架次有3本带子，于是那一年我手头积累了大量航拍镜头。最终片子里呈现出来的只是冰山一隅。

　　航拍的目的，就是要突破人的日常视觉，让观众成为一只鸟。我们做成的纪录片《俯瞰上海》后来拿给在欧美的上海人看，26分钟放完，灯一亮，许多观众都眼眶湿润了。对他们而言，这样的上海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

　　不只是单调的俯瞰也有对现实的议论

　　当时为了做《俯瞰上海》的纪录片，我找到了最早航拍上海的片段，是美国空军从外滩往虹口拍起，68秒长的镜头，我们买下来穿插在片子里了。还有一些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航空公司的镜头，图像如今看起来已经很糟糕，但是作为资料片别有趣味。

　　每一次航拍上海，画面都可遇不可求。比如，浦东有一所学院，得知我们在航拍，希望能顺便拍他们的大楼作为资料，我答应了。然而一次都没成功，画面不是光的位置不对，就是角度不对。即便是同一个地点，每次拍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

　　有段时间，我想要陆家嘴的日出画面，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就从外高桥机场起飞，但当时并没有把握，不知道当天出不出太阳，只能先飞了再说，一切看运气。

　　航拍时如果遇到下雨，也有它的美。那一年外滩通车典礼。早上9点直升机往外滩飞，9:20贴着江面飞到典礼的上空。正巧那时候下雨，外滩老建筑的颜色呈现出动人的反光，原本陈旧的墙色泽沉着，画面很好看。

　　我们一般上午起飞，一路向西，太顺光并不好看，航拍需要点逆光，飞机回头，画面一下子变得很美。

　　有些镜头，可能一生只能遇到一次，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比如有一次我去海关办事，出来抬头，发现金茂大厦的夕照非常美，大厦被照得像座黄金塔。我脑子里想，下次什么时候再用摄像机拍一下，结果后来再也没遇到过这样的画面。呈现这样的画面需要时间、季节、天气等条件。航拍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镜头太多了。当年航拍的那些片段，陆家嘴已经不能用了，它变化得太快，只能当资料片存着。

　　可能有人认为航拍就是单调的俯瞰，其实航拍也有对现实的议论，也能融入历史的叙述。从纪录片的结构脉络来讲，上海的历史与地理有直接关系，沿着苏州河、黄浦江再到长江，可以把上海的历史勾勒出来。我还记得沿着苏州河航拍的画面，其中有一段旁白：过去机器轰鸣的苏州河已经改变，周边的楼盘开始建起来，它们毫无例外打着“清水楼盘”的广告。在上海，拥有一套房子就像拥有一个梦。豪华的是梦，简朴的也是梦，在梦与梦之间，是无穷无尽的期待和辛劳。

　　软件再怎么处理也不可能完美

　　当时，我们也用到了小型无人机。那时候全世界只有两家公司做无人机摄影，一般是拍电影用的。还记得无人机从国外运来时，我去机场迎接。它被放在一个铝合金箱子里，一张床长短。此前已经审批过允许入境，但是箱子打开来一看，无人机涉及6个国家的零件，海关拿着清单一项项核对，足足核对了一个多小时，我只能站在旁边干着急。

　　一开始，我们不太会用它，航拍效果和事先想象的有差距。无人机有无人机的长处，但是它怎么飞需要设计好。有一次，它拍到一个镜头：陆家嘴的天刚蒙蒙亮，它穿过和平饭店的楼顶往浦西飞去，这个镜头很好看。慢慢地，我们终于懂得如何用好它，后来一次比一次拍得好。比如在新天地的一个弄堂里，一对情侣手拉手走过来，无人机离地1米多悬停，随后镜头“呼”一拉，呈现出新天地的全貌。这种镜头特别适合无人机拍摄。

　　现在使用无人机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天我站在中国馆楼顶上，就看到有无人机对着中国馆飞过来，结果它往上拉，却拉不上去，眼睁睁看到它掉下来。

　　曾经有人给我出过很多航拍的主意，比如说建议我利用飞艇航拍。飞艇我上去过，不能拍动态，因为震动很厉害，而且没有速度，坐在飞艇里只适合拍照。航拍需要一定的速度，需要极强的稳定性。

　　机震影响一直是航拍中非常让人烦恼的事情。尤其在空中，有时候镜头不敢往前推，一推抖动幅度就大了。吕克·贝松拍《家园》时，有一段航拍上海的镜头，不能用他们自己的设备，用的是我们的直升机和摄影设备，最终的效果和我们的差不多，可见对航拍而言，技术装备还是十分重要的。

　　渐渐地，需要用到航拍的画面越来越多。做多了，我们的团队有一套自己处理抖动的办法，后期可以靠软件去除抖动。但后来发生一件事，让我意识到，软件再怎么处理，也不可能完美。

　　电影《小时代》的一段结尾，俯瞰上海的画面是我们提供的。那天我去电影院一看，发现在大屏幕上，画面的清晰度明显不够。其实后期去除抖动，是以放大为代价的。我们掌握的放大尺度一般不超过5%，拍摄时只要不是抖得太严重，处理后，画面就稳定了，但这是以牺牲画质为代价的。平时显示器里看觉得没关系，但是一旦投到大屏幕上，清晰度不够这个缺点就暴露无遗。

　　所以，航拍飞机上必须装有稳定的陀螺，保证不受机震影响，也就能保证精度，这真是绕不过去的事情。

　　世博会期间，央视转场来了一架飞机用于拍摄，事先就装好了陀螺，我一听十分高兴，自告奋勇说，上海航拍的手续我来保障，条件就是每次飞好后的片子，能否给上海留一份。

　　然而当我拿到片子兴冲冲看了一会儿后，立马察觉不对，我问他们：“那么吃力把飞机弄过来，为什么画面还是4:3，不是16:9?你们上去的设备莫非不是高清的?”他们回答：“不是高清。”我问为什么，他们解释，那个陀螺高清机器装不进去。我一下子失望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当时陀螺的玻璃罩子里，飞进去一只小虫子，于是这批航拍镜头中，永远有一只虫子在飞。

　　一张人脸总比一幢楼更动人

　　拍多了形象片我也在想，尽量别把形象片做得太夸张、太炫耀。做纪录片至今，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会看到很多遗憾，很多无可奈何。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往前推进一点东西。

　　有一年，上海拍形象片请来了澳大利亚的导演，这位导演拍城市非常有名，迪拜的形象片正是出自他之手。他拍片子有个特点，喜欢玩水，比如说拍上海，镜头一开始在水下，随后从水下忽然拉上来，浮出水面，画面就是陆家嘴。我觉得这样拍确实很好看，尤其是逆光从水里拉起来的时候，有新鲜感和美感。

　　然而片子拍完后，相关部门领导并不满意。可能那位澳大利亚导演对上海不太了解。比如说他有一个镜头：一位模特在走，走到华联商厦，大楼幻化成以前的百乐门。上海人都知道，百乐门离华联商厦地理位置很远，两者的联系感并不强。如果非要幻化，那么至少在历史中，华联商厦对应的是永安公司。那位澳大利亚导演又是画家，讲究美感，片中还让女模特穿着一身黑裙子，他可能觉得黑裙子很好看，但作为中国人，怎么看都有点别扭，我们后来涂成了红裙子。

　　片子通过不了，我接到了任务，负责修改这部片子。我还是尊重澳大利亚的导演，镜头没有重拍，只是根据现有的素材，重新拉出来一条时间线，重新剪辑。剪辑修改无非12个字：前前后后、多多少少、长长短短，诀窍就在这12个字里。

　　还有几次，我接到一些单位形象片的文案，看了就不想拍。建筑形象片最好的效果，是观众看了以后，身在这里的人有庆幸感，曾经身在这里的人有怀念感。能打动人的，只能是人的故事，而不是空洞的高楼大厦、千篇一律的成就汇报。所以形象片必然要有人，有人的喜怒哀乐。内容如果与人的日常生活没关系，它就很难精彩。城市的意义体现在人的身上，一张人脸，总比一幢楼更动人。好在最近几年，大家的观念都在慢慢改变。现在拍形象片，至少镜头里都有人了。

　　后来我看到电视台的年轻人拍了一部片子《这里是上海》，日常景象拍得非常好，漂亮，大气。我当时就在感叹，我一直没做到的东西，现在年轻人做到了。

　　今天拍上海，别太有历史压力。不用夸张，不用太多包袱。关注的重点还是当下，是这座城市里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喜怒哀乐。

　　上海有许多好的方面还没有宣传出来，比如绿化覆盖率越来越高。每一次起飞，都能在空中看到越来越多的绿色，航拍的镜头一次比一次春意盎然。这也是重要的成就，尽管我们不太炫耀这点，但它确实是这座城市真实的进步——我们在空中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