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这条命，究竟值多少钱？

生命没有统一的标价，从拯救你生命的开销到死后的“标价”，它可能有一百种不同的价格。

我们可能会认为，给人标价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历史的黑暗时期，或是现代的人口贩卖黑市中。让我们带上羞愧之心，回溯那些人口贩卖合法化的黑暗年代。那时，他们的售价与可能带来的产出紧密相连。在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的州废除奴隶制之前，一位“优质男性种植者”的标价大约是1100美元，按照购买力换算，相当于今天的30000美元。其他人的买卖价格则便宜得多。

在讨论你的生命值多少钱之前，让我们先来看另一个较为直接的问题：你的身体本身值多少钱？从用于医学研究的遗体，到器官移植，再到体内所含的元素，我们有可能估算出每一项的数值。

（注：图中各元素的价值，来自该元素的高水平补充剂的价格）

我们不只在道义上区分生命的价值，有时候也会用真金白银来定价。取决于我们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从决定投资钱修建更安全的道路，到设置战争中牺牲的士兵和平民家属的补偿金；也取决于由谁来定价、目的是什么，不同方式的定价可能会有极大的差异。事实是，生命没有统一的标价，它可能有一百种不同的价格。

生命统计价值

其中一个价格是为了维持个体的生命所要付出的代价。为了确定哪些可能拯救生命的干预行为值得我们去做，政府机关会关注一个叫作“生命统计价值”（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VSL）的数值。“这并不是说人们真的愿意接受用这些钱来交换真正的死亡，”曾经向美国机构引入VSL概念的范德堡大学的W·基普·维斯库斯（W. Kip Viscusi）说，“这只是反映了他们对微乎其微的死亡风险的态度。”

简单地说，这种计算类似于我们在买车时考虑是否要花额外的钱来提高安全性。以计算沙门氏菌感染致死的风险为例，如果人们平均愿意花7美元来减少百万分之一的风险，那VSL就是700万美元。这将会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用于计算防治沙门氏菌疫情所愿意付出的代价。

一个国家采用的VSL往往随其财富而变化（作为基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议成员国使用150万到450万美元之间的数字）。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人们为了降低死亡风险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在美国，VSL的平均值约为900万美元，经济学家主要是根据人们的工作进行估算，比如有些人愿意为了工资而接受风险较高的工作。在英国，最好的方法是直接询问人们愿意付出多少，英国运输部使用的数值是180万英镑（230万美元）。2009的一份报告在加拿大比较了两种途径，发现基于工资和风险计算VSL时，结果大约比另一种方法高三分之一。

VSL还会随死因发生变化。在美国，它的数值从20万美元到1300万美元不等：减少煤矿工人死亡的风险比减少可燃沙发造成室内火灾的死亡风险更值得。

绘图：Patrik Svensson

延长生命，花多少钱才值得？

当你考虑预防死亡的另一种形式——卫生保健时，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为了判断医疗干预是否值得，卫生保健企业和保险公司要考虑这些钱会给你的生活质量带来怎样的提高。他们所使用的指标称作“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 QALY）：如果1表示完全健康、0表示死亡，那么中等健康状况下的4年时间等价于2个质量调整生命年。

在英国，一年的优质生活大约价值20000~30000英镑。这个范围是由英国国家卫生医疗质量标准署（NICE）所设定的，它负责监督英国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新药和新疗法。为了做到这点，它比较了新疗法与现有疗法每个质量调整生命年的花费。

这意味着，如果一种新药增加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需要额外花费20000英镑，这在预算上是可以接受的。约克大学的健康经济学家，NICE 1999到2012年评价委员会的成员卡尔·克拉克斯顿（Karl Claxton）说：“NICE关注的是增加的部分。额外的花费有多少，额外的利益是什么，它们是否值得？”

虽然NICE可以对革命性的新药和临终关怀网开一面，但如果成本超过30000英镑，通过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肝炎的特效药索非布韦（商品名Sovaldi）的预算就因此遭到了削减。而与化疗药物同时作用，以延长癌症患者3个月寿命的药物贝伐珠单抗（商品名Avastin），每质量调整生命年的花费达到了82000英镑。

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没有给出明确的金额限制。但实际上，当你分析具体的资源分配时，每质量调整生命年的花费差不多等于15000美元。与美国的情况相比，如果一项干预是“合理且必要的”，政府的医疗保险计划就不会考虑花费问题。

波士顿塔夫茨医学中心的詹姆斯·钱伯斯（James Chambers）说，医疗保险也在一些方面试图削减开销，至少是最大化利益。比如，他们可能只为最严重的病人提供药物和医疗器械。但在法律上，他们并不能直接这么做。“有一种观点认为你绝对不能给生命标价”，罗格斯大学的医疗保健政策专家路易斯·拉塞尔（Louise Russell）说，“虽然你不愿意承认，但有时必须这么做。”

绘图：Patrik Svensson

意外死亡的生命价值

在人死亡后，为其生命估值就更加困难了。高风险的工作存在一些赔偿规范，但依然有很大的变数。美国军队的军人因任务殉职时，其家属可获得10万美元的“死亡抚恤金”，人寿保险的支出则可能高达40万美元，此外从葬礼开销到子女的医疗、教育，还有额外的补偿。根据一些估计，总额从25万美元到80万美元不等。

在责任之外，意外死亡更向我们展示了生命价值的不一致。如果在意外致死诉讼中得到赔偿，我们可以基于纯粹的经济因素，即受害者损失的终生收入、医疗费用、丧葬费用等来估计。但是考虑到亲人的悲痛，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英国法院提出的丧亲补偿限额为12980英镑，这远低于NICE对一年健康生活所需花费的估计。这是根据1982年议会所定下的3500英镑得出的。“这样太过武断”，牛津大学人权法专家劳拉·霍亚纳（Laura Hoyano）说： “补偿的水平如此之低，简直就是侮辱。”

纽约大学法学院的马克·盖斯菲尔德（Mark Geistfeld）认为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我过早死去，你怎么计算我的配偶因失去伴侣所遭受的痛苦？”他问道：“那该是10万美元还是1亿？”

他说，法官告诉陪审团没有固定的方法来估算，所以陪审员们倾向于寻找一些参照数字。“如果有人花费10万美元的医疗费用，那也许我们会增加3倍，会用它来做一个基准，我们会说痛苦和忍受的价值是30万美元。”

地方法律也有很大区别。2013年，6岁的新泽西州男孩布兰登·霍尔特（Brandon Holt）被另一名孩子射杀后，他的父母得到了572588美元的补偿。在新泽西州，意外死亡发生时法规不允许陪审团考虑家庭的情绪困扰。

相比之下，12岁的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因手持玩具枪而被警察射杀，赔偿达到了600万美元。这个案件发生在俄亥俄州，在那里陪审团会考虑精神上的痛苦。社会背景也很重要：莱斯的死涉及到更广泛的关于黑人生活和警察的争论。

尽管如此，这些案件并没有对失去的生命本身进行估价，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要求。安东尼·希伯克（Anthony Sebkk）正在研究这类诉讼：“你在死前会因痛苦和受苦遭受损失，死后你的家人会因失去你的收入遭受损失。但对于失去的生命本身来说，它毫无价值。”

不同环境下的巨大差异

这就是环境带来如此大差异的原因。在911事件、2007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和2013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检察官肯尼思·范伯格（Kenneth Feinberg）负责向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分发补偿金。

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受伤者和近3000名死者的家属创建了一项基金。根据国会的指令，范伯格必须遵循意外死亡法的一些规定，因此他所分发的基金部分是基于受害者的收入。也就是说，CEO的亲属就能比门卫的亲属拿到更多钱。但也有一个非经济的因素：在25万美元的基础上，每多一名幸存的配偶和受赡养者，补偿就加10万美元。最终，给单个受害者家属的补偿从25万美元到710万美元不等。

而在后两起案例中，补偿金是由个人和企业捐赠的，正如范伯格所言，这是“公民同情心的证明”。因此，处理这两个事件的原则是，每个生命都要公平对待。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遇难者家属每人获得20.8万美元，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遇难者家属各获得220万美元。

在英国，犯罪受害人赔偿协会负责支付暴力犯罪受害者的款项。他们的标准是一位家庭成员或受赡养者可获得11000英镑；如果有多人，则每人获得5500英镑，此外还有额外的安葬费用、收入损失和家长教育的空缺。赔偿的上限是50万英镑，但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对2005年伦敦爆炸案受害者的调查，迄今为止最高的补偿金只有14.1万英镑，远没有达到上限。

另一个场景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西方国家政府对杀害的平民家属进行类似的补偿。英国国防部向一名阿富汗男子补偿了5600英镑，他在一次迫击炮袭击中失去了妻子儿；德国政府在炸弹袭击后向102个丧失亲人的阿富汗家庭各自支付了3800欧元；美国向一个家庭支付了10000美元，因为他的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在伊拉克的一座检查站被枪杀。美国退休陆军准将阿诺德·戈登-布雷（Arnold Gordon-Bray）在2013接受采访时说：“很难理解人类生命的价值只有几千美元，但你知道，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条件下，这已经很多了，这样你会感觉好点。”

如果我们把人的价值建立在政治地位、国家和社会背景之上，也许会让你感到不安。但难以用公平的价值观看待每个个体的价值，并不代表这些尝试本身不值得。

参考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道德代数”。大约250年前，富兰克林给他的一位面临困难抉择的朋友写信。他建议将每个选择的优缺点列一个列表，再将重要性差不多的优缺点一起划掉。这种早期的成本收益分析并不代表对决策的轻视，恰恰相反，富兰克林写到：“当一切都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想我可以更好地判断，而不是轻率地决定。”

同样的想法也适用于今天的情况。如果我们不愿意考虑这些困难的计算，意味着我们遇到不得不面对的情况时，将会不知所措。罗素（Russell）说：“当你面对需要付出代价的选择时，不能简单地认为什么事是绝对的。你可以睁大眼睛仔细选择，总好过闭上眼盲目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