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民:航天人的“总总师” 用一生绘就中国航天璀璨画卷
在中国航天界,任新民的名字如雷贯耳,
他与黄纬禄、屠守锷、梁守槃一起,
被称为“中国航天四老”。
从东风一号导弹,
到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从放飞东方红一号卫星,
到担任载人航天工程首席顾问,
中国航天事业从未少过任新民的身影。
作为试验通信卫星、实用通信卫星、
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创下中国航天史上多项纪录,
航天人亲切地称他为 “总总师”。
1915年12月5日,
任新民出生在安徽宁国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任海清曾任安徽宁国县小学教师、校长。
高中毕业后,
任新民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
当时化工系只有两个专业,
一个是造纸,一个是染色,
任新民对此毫无兴趣,
便转入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
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国民政府兵工署21厂技术员。
任新民在美国留学
1945年,任新民被选送到
美国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公费实习,
后来又考入密歇根大学研究院,
先后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并被聘为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讲师。
执教不到一年时间,
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震动了大洋彼岸,
任新民辞去美国的大学教职,
辗转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
起初,任新民被安排在
华东军区军事科学室担任研究员,
1952年任新民接到一封电报匆匆北上,
受陈赓之邀参加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建工作。
1955年底,钱学森回国到哈军工参观。
陈赓问钱学森:
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
钱学森说:
“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
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
这句话任新民记了一辈子。
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
我国导弹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力邀任新民一起参与开创中国的航天大业。
从此,任新民的一生
便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紧紧连在一起。
1956年12月,任新民奉命前往中苏边境满洲里,
接收苏联援助中国的两发P-1近程地对地导弹样品。
这是一项绝密任务,
他们在夜晚零下40℃的冰天雪地里秘密奋战,
出色完成了导弹调换车皮、产品转运,
后将导弹及备件如期运抵北京。
12月29日,
任新民作为中方代表在P-1导弹交接协议上签字,
成为中国接收导弹第一人。
在我国导弹研制的冲刺阶段,
因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全部撤走。
“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
任新民记得很清楚,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
1960年11月5日,
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虽然仿制成功,但因为射程太近,
这枚导弹并没有投入生产。
一年后,任新民被任命为“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
力求在仿制导弹的基础上能够达到更远射程。
“东风二号”发动机的改型率超过60%,
技术难度极大。
首次试飞时,
导弹飞行69秒后坠落在
距离发射地点300米外的戈壁滩上,
经过进一步改进,
1964年6月29日,
“东风二号”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标志着我国迈开了独立研制导弹的步伐。
此后,任新民相继参加了
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导弹的
研制与飞行试验。
1958年,毛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不久,我国的人造卫星计划正式启动,
由任新民担任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总负责人。
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在即,
任新民提出要在火箭二三级之间涂抹二氧化钼,
防止火箭发生“冷焊”现象,影响分离。
实践证明,这种“万无一失”的做法,
对托起卫星成功升空十分必要,
周总理亲切地称他为“中国放卫星的人”!
文革期间,任新民受到周恩来点名保护,
有时国务院开会也要求他参加,
以确保他平安无恙。
这个“搞技术的人”自称,
当时连“武斗”是什么也没弄明白。
这个被国家领导人都当做“宝贝”护着的任新民,
把火箭当“宝贝”护着。
1983年,“长征三号”第一次全系统试车,
仪器舱突然着火。
任新民没等警报解除,
顶着浓烟和消防设施喷射的水柱,
就直接爬上了试车台,
希望通过着火点查明原因。
1984年4月8日,
“长征三号”搭载“东方红二号”试验卫星腾空而起,
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发射地球同步卫星的能力。
辉煌的背后,
则有一段关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3级,
究竟该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的激烈争论。
与常规发动机相比,氢氧发动机效率高、推力大。
但“搞”氢氧发动机,
需要突破更多技术难题。
任新民力主将氢氧发动机列为第一方案。
正当大家对新型发动机万分期待,
火箭却在首次托举卫星时,
发生了二次启动失败,
一时间质疑声四起。
面对领导的疑问,
任新民不惜立下军令状:
“如果不成功我负全责,
包括坐牢、砍头,别看我70岁了,
坐几年牢还没问题。”
在一次出差途中,
任新民在草纸上论证,
终于找到答案——改变氢氧混合比!
从此,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为中国航天的“金牌火箭”!
1999年10月,航天系统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老专家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
左起:屠守锷、杨嘉墀、黄纬禄、任新民、王希季、孙家栋
“东方红二号”升空后,
中国航天事业的“三抓”任务宣告完成。
“三抓”任务是上世纪70年代,
国家制定的航天事业发展的三项重点任务:
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液体弹道导弹、
从水下发射固体战略导弹以及
发射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
“任务完成了,你们下一步干什么?”
当年,曾有一位记者向任新民如此提问。
这一问,也的确把他给问住了。
从那以后,任新民开始考虑一些战略问题。
他深知如果没有大工程带动,
航天事业的下一步很难发展,
人才培养也会面临问题。
而从世界潮流来看,
发展载人航天是大势所趋。
在任新民的倡导下,
1985年7月,
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在秦皇岛召开,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发出的最早声音。
1990年12月,
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
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
1992年9月21日,
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获批立项,
任新民参加了我国载人飞船的全部立项论证工作,
并担任方案评审组组长。
1999年11月20日,
任新民赶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为第一艘神舟号试验飞船出航送行;
2003年10月15日,
88岁高龄的任新民再赴酒泉,
目送“神舟5号”飞船将中国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
任新民晚年时有人问他:
有没有想过当年留在美国会怎样?
“一个人只有扎根自己的祖国,才能干大事。”
任新民给出无悔的回答。
生活中的任新民极为朴素,
走进商场,店员都不爱搭理他。
有一次,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大门外,
警卫把任新民拦下来,
误以为他是附近闲逛而至的村民老汉。
还有一次,他穿着一条前后都是补丁的裤子,
准备去参加国宴。
100岁生日时任新民说:
“这辈子我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航天。”
2017年2月12日,
任新民因病逝世,
享年102岁。
根据网络公开资料整理改编